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灯火通明。
彼时正值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视察。
当周总理步入会议大厅之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的身上。
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向总理推荐了一人，总理当时就亲切地拉着这人的手，简单进行了询问，而后突然想到什么，又高兴地问道：“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40岁。”对面的人如实回答，语气中却不难听出紧张，这是他初见周总理。
“好嘛，还是小伙子嘛，学森同志的年轻弟子满多的嘛！”总理一边风趣地说道，一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对面的“小伙子”见状，原本高度绷紧的脑神经顿时放松下来，整个谈话氛围也变得异常松弛。
而这个“小伙子”便是孙家栋，我国日后的“卫星之父”。
1929年时，孙家栋出生于辽宁复县，父亲是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也正因如此，孙家栋小的时候接受了比较正规的教育，期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曾先后去到哈尔滨、营口。
1942年时，13岁的孙家栋就考入了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
不过战争最终让孙家栋无处可读，只能回到了老家。
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心求学的孙家栋又去到了锦州大学读“预科班”，不过没多久，辽沈战役打响，孙家栋的书没法读了。
就在这时，孙家栋却意外听说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的传闻，不甘于放弃学业的他当即动身，前往探听虚实，下决心撞撞运气。
彼时的哈工大，是由苏联人管理的。
更早在1920 年，白俄罗斯人进入东北，为运送东北矿产，加紧修建铁路，而修建铁路势必需要专门的人才，学校正是为培养此类人才而创建的。
和其他学校的四年学制不同，哈工大当时的学制是六年，所以孙家栋进入哈工大后，首先读了“预科”。
而“预科”所学内容，即为俄语，
由于哈工大的老师授课全部用的都是俄语，要想在哈工大真正学好课程，孙家栋必须苦练自己的俄语。
而由于俄语发音饶舌，语法繁杂，不禁让很多初学者望而生畏，但是对孙家栋这个学习高手来说，却是小菜一碟。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理出了头绪，进入了状态，并最终搭建了令他终身受益的知识框架。
1950年，苏联正式将哈工大交给中国政府管理，而孙家栋的命运也出现了第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因为学校晚饭加餐的一顿红烧肉，孙家栋改变了原本要去姐姐家吃饭的安排，留在了学校。
结果正赶上学校主管人员在饭堂向大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校挑人，有意者可自愿报名接受挑选。
孙家栋当时闻言，忍不住地激动，当晚，他就报了名，得到了批准，登上了开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校的列车。
一夜之间，孙家栋从一个原本幼稚单纯的学生，变成了一名神采奕奕的军人。
进入四航校之后，孙家栋的俄文派上了用场，他在报到后，一面当起了苏联航空教练的授课翻译。
1951年时，全军选送300多名军人参加去苏联留学的考核，最终有30人被选送到了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而孙家栋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他由此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的公派留学人员。
这之后，在苏联，孙家栋再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预科学习，在1952年9月正式进入本科学习，由此开始了无比充实的留学生活。
学业拔尖，政治课满分，田径排球平地滑雪，他也样样不落，对同学老师来说，孙家栋的优秀早已有目共睹。
1956年，朱老总和聂荣臻元帅亲自为包括孙家栋在内的一批中国留学生颁发领章和肩章，孙家栋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1957年，孙家栋在苏联留学的最后一个年头，恰逢毛主席访苏，期间，毛主席专门抽出空档，去到莫斯科大学礼堂，见了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
毛主席的出现，令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心潮澎湃，无比激动，而毛主席的一番话，更深深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番话，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也第一次听，但就是这一番话，令当时28岁的孙家栋全身血液沸腾。
后来孙家栋回忆起来说，自己就是从那时起下定了决心，以后“国家需要去干什么事情，我就去干”。
第二年，凭借留学期间所有考试全部满分毕业的孙家栋，带着学校特别颁发的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特别规定，在校年年满分学生毕业可得），回到了祖国。
而就在这时，正当孙家栋准备将自己7年所学全部报效祖国之际，他面临了又一个人生重要转折。
7年飞机发动机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要去到归国科学家钱学森身边工作，从事导弹研究。
孙家栋当时对这个安排，更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早在苏联就听说过钱学森的名字，彼时钱学森已经是国际知名科学家，能跟钱学森一起工作，是他的荣幸，更是他的机会，而导弹研究实属于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科技工作，国家需要人才，这和他的志向不谋而合，他决心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而他担心的，正是自己的专业知识，7年学飞机发动机，现在突然要搞导弹了，这个跨度难度，即便是对学习能力超强的孙家栋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
导弹什么样子，兼职美工怎么设计，怎么制造，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未知……
但是没办法，我国当时太缺乏这样的人才了，放眼全国，各领域人才，有学数学的，有化学的，还有学纺织、文史的，就是没有学导弹专业的，而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已经是和导弹专业离得最近的专业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孙家栋果然没有被看错。
在钱学森这样一位技术权威亲自编课讲授，抓科研抓实验的领导下，孙家栋和一众同志们在荆棘丛中硬生生开辟了一条路。
这期间，孙家栋参加了东风一号导弹的发射任务，参与了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并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系统摸索总结出了导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和科学规律。
1964年7月，35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涉及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不久后又升任导弹总统设计部副主任，担纲大任，挑起了大梁。
就在这时，命运似乎又同他开了个“玩笑”，7年飞机发动机专业，回国搞了9年导弹，业绩正红火之际，国家的新任命又下来了。
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随后，钱学森亲自点将，要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
孙家栋接到任务，于是再一次放弃已经熟悉的领域，转到“放卫星”上来。
同年，经钱学森推荐，孙家栋受命领衔，担起了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这一年，他38岁。
两年后，伴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射指日可待，十分关心相关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亲身前往视察。
也就是这时，在钱学森的引荐下，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记住了孙家栋的名字。
作为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还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工作进度。
而周恩来总理不知道的是，当时孙家栋脑子里一直思索的，却是如何向周总理反映有关卫星仪器上镶有毛主席像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早已存在，但是没人敢说。
当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都习惯在生产工具上镶嵌上毛主席的金属像章，发展到后来，卫星仪器上也都镶嵌了毛主席的金属像章。
这就直接导致了卫星超重，影响了卫星的质量，进而大大降低了卫星、火箭的可靠性。
而卫星研制工作最是讲求精益求精，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此事事关重大，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出“毛主席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就在这时，恰逢周总理来视察，孙家栋要汇报工作，就在汇报的前一天，他一晚上没睡好，满脑子都是要不要同总理讲毛主席像章的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说，他要不要说，如果不趁着总理这次视察说出来，下次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何况这也是总理一直以来颇为重视的质量隐患，但是要说的话，又该如何说？
就这样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天亮起来，孙家栋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
当他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摆好，并将图纸铺在地毯时，周恩来总理也来到了会场。
开始汇报工作后，孙家栋蹲在地上，时不时指着地上的图纸，而周恩来总理听得入神，也蹲下身来。
就在这时，孙家栋趁机提了像章的事情，他尽量斟酌用语道：
“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镶毛主席像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说，这样做，会导致卫星超重，另外卫星上天后也将影响其正常工作。”
不出所料的，周总理当时听完了孙家栋提出的问题，立即重视起来，他对同在场的人说：
“你们年轻人对毛主席尊重热爱是好事，但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哪儿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的嘛，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挂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工作做好，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也正是周总理的这番话，有关像章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新的技术方案在孙家栋的主导下制定并稳步施行。
1970年4月24日，遥远神秘的太空传回了《东方红》的乐曲。
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能自主研发卫星的国家。
举国欢腾，都在庆祝这大大的喜事。
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孙家栋在卫星发射前夕，冒他人所不敢为，积极进言，作出的努力，有人这样说：“ 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东方红一号”，对孙家栋来说，也就此成为了意义最特殊的存在。
此后，孙家栋在新中国的卫星工作上一干就是43年，2004年时，75岁的孙家栋担纲我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7年，我国探月计划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顺利发射升空，并最终在2009年3月1日，以撞击月球的近乎“悲壮”的方式，完成了环绕月球的使命。
这一天，指挥室现场，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默默背过身子，拿出手绢，抹起了眼泪。
这个老人，正是孙家栋。
耗尽半生，他和中国“星”来了一场双向奔赴。
2019年，已经90岁的孙老，荣誉已挂满身，受国务院邀请，去到北戴河休假。
谈及过往，谈及荣誉，他只一句“（我）仅仅是航天人中最平常的一个”。
国家需要栋梁，人生需要信仰，一生奉行“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孙老正为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注解。